《长夜行人：于伶传》序

                                                                    夏  衍

我同于伶同志最初相识是在1933年3月他从北平调到上海左翼剧联工作之时，至今已近六十个年头了。他一生几个重要时期，除去早期剧联北平分盟那两年我不清楚以外，其余在上海、香港、重庆和抗战胜利后及解放后的上海，这几段，我都同他在一起，或长或短。患难相依，甘苦与共，是老朋友、老伙伴、老战友了。再过两三个月，他就满八十五周岁，我则已过九十，都已到垂暮之年。然而回首前尘影事，六十年陈迹依然历历在目。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戏剧运动，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作战；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他奉命于危难之际，带领一批同志坚持“孤岛”的戏剧岗位，苦斗四年；“皖南事变”后撤退到香港；太平洋战起，香港沦陷，他经东江游击区转到桂林；后来又奉周恩来同志之命，到重庆继续从事戏剧运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工作了三年，国共和谈破裂，他又经香港到北平，参加南下大军，接管上海文化事业，并且不遗余力地参加创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1955年以后，风云突起，我们两人都被“潘汉年冤案”株连。我因为已调到北京中央文化部，写个材料就算完事；他在上海则遭到柯庆施、张春桥一帮人的打击，“罢官”靠边十年之久。“文革”中，又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坐了九年监狱，受尽摧残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他平反，尽管老骥伏枥，尚有千里壮志，但毕竟无复有当年的精力和豪气了。风风雨雨，平白地使一位有抱负、有能力、有才华的党员戏剧家，闲白了少年头！

我一直以为，于伶与其说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剧作家，毋宁说是一位毕生献身于革命文艺运动的老战士、组织家和社会活动家。很多时候，他充当幕后人物、无名英雄的角色。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戏剧运动是很艰难也很辛苦的，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拿出多少钱做文艺事业的经费。搞话剧更是既赔钱又受气，还要冒坐牢杀头的危险。而于伶总是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将许多杂事都担当起来。他工作出色，尤善于“打乱仗”。他又能广泛地同文化界许多上层人士、著名的戏剧家、电影家、教授学者以及社会名流打交道，交朋友，取得他们的帮助，将他们吸引和团结到革命、进步的旗帜下，成为共产党的知心朋友。二三十年间，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可信赖的、可爱的戏剧电影队伍。在这些方面，于伶的贡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要发展，永远需要一大批埋头苦干、不计名利、任劳任怨、不尚空谈的实干家，也永远需要能以平等态度待人、能以身作则、甘于作幕后人物和无名英雄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作为骨干，任何事业都不会成功。

于伶的一生，伴随着中国现代戏剧运动以至整个革命运动从艰难创业到发展壮大的坎坷曲折的历程。他同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了几十年风霜雷电、血火刀兵的考验。流过汗，流过泪；追求过，挣扎过，痛苦过，欢乐过。然而，他们上下求索，九死不悔，始终朝着既定的目标迈出坚实的步伐。1941年7月，我在香港写过一篇«于伶小论»，开头说：“一闭上眼，仿佛可以看见一条漫长而险阻的道路上，一个怯弱、可又是那么悲壮的求真和求美着的姿态。颠踬、挫跌、无情的嘲笑、一时的迷失，荆棘刺伤他的肌肤，崎岖磨损他的脚底！可是他摸索着，行进，没有丝毫的反悔。”那是刚刚进入中年的于伶形象。三年后在重庆，郭沫若同志赠他诗中有一句：“长夜行人路不迷”。可以说是于伶一生的写照了。

十年前，«于伶戏剧电影散论»出版时，我说过这样几句话：“我没有调查过，现在三四十岁的戏剧工作者中间，有多少人知道王国维、焦循；有多少人知道欧阳予倩、洪深；有多少人知道春柳社、南国社？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不知是不是也可以说：忘记或者不想了解祖国历史，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不懂或者不想懂中国现代戏剧史，不了解二三十年代、抗战时期、‘孤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业余剧人’（当时，除了极少数国民党办的剧团之外，戏剧界几乎全是‘业余剧人’）的艰苦，要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国戏剧的传统和风气，我看也是困难的。”现在，我想再补充几句：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有多少人知道田汉、阿英、于伶、宋之的、司徒慧敏、应云卫、赵铭彝、陈鲤庭、石凌鹤、王尘无、陈白尘……（其中一半以上已先后作古）的战绩呢？没有他们的血汗，披荆斩棘，开辟蒿莱，何来我们的今天？我们在开拓新的路程走向未来时，怎能忘记或者不了解前人的脚印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支持«长夜行人·于伶传»的写作和出版。这不只是于伶一个人的传记。这里面有我们许多人的影子，也有我们许多人的笑声和泪痕。今天的戏剧电影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朋友，都需要这样的传记。本书作者袁鹰是我的一位忘年交，我最早认识他是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刚刚出头的文艺青年，在姚苏凤、冯亦代主持的«世界晨报»当编辑。上海解放后在«解放日报»，以后在北京«人民日报»，我们一直有往来，如今他也是鬓发苍苍、渐入老境了。他写这本书以前，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一开始就表示支持。我还说过：写于伶的重点，应该放在“孤岛”时期和解放初期这两段。看来，他是接受了我的意见的。

我五十年前的那篇«于伶小论»，是在香港那特殊的环境中写的，本有许多言不尽意之处，多年来却常常被研究中国戏剧史和评论于伶剧作的朋友们所引用，使我常感歉疚。于伶和袁鹰都不止一次对我说：“那么你就再写一篇‘大论’如何？”从道理和私交上说，似乎都责无旁贷。但以我目前的体力和视力，已经力不从心，写“大论”谈何容易！如今只能趁于伶传出版的机会，写上几句比“小论”还要“小”的话，想来于伶和作者都能予以谅解的吧？遥望江南，不尽依依。                                                

一九九一年寒冬于北京